45年前，改革开放春潮涌动，中国大地焕发勃勃生机。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东以“敢为天下先”的担当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经济总量连续34年位居全国第一。

在这波澜壮阔的45年里，有一群“弄潮儿”，他们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建设者、推动者。他们的人生与改革开放大潮共激荡，他们的经历更是这个时代的生动侧影。

近期，南方日报推出“改革开放亲历记”系列人物访谈，邀请各领域的代表性人物讲述他们亲历的改革开放，激励人们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您对改革开放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我学的是土地管理和土地经济，1977年从英国留学回到香港。1979年，我和香港20多个城市规划、法律、会计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一起，组建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响应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到内地来帮扶，主要在深圳。

当时香港到深圳只有一个罗湖口岸，早上9点开关，下午5点就关门了。因为内地开放，去内地做生意、探亲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办手续要3个小时，站在大太阳底下排队。

进了深圳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银行换人民币，第二件事是到派出所报到、盖章，住1个晚上盖1个章。晚上我住在罗湖广场的华侨旅社，人多的时候就睡在通道上，放个临时的行军床，往往放在厕所门口。这些都是很难忘的记忆。

虽然很不方便，但我们经常不辞劳苦地过来。应该说，我们这帮有情怀的香港人，就是秉着这种刻苦精神，帮助内地把改革开放拉开帷幕。

当时您主要参加了哪些改革开放的工作？

1979年我参与了深圳的第一个城市规划，当时深圳方面提出，深圳的人口指标是30万。香港一方包括我们这些专业人士说，深圳哪来30万人？那个时候深圳还是小渔村，人口不到3万。

我自己比较广泛深入参与的是内地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1987年，深圳面向内地的投资者拍卖土地，开启了市场在土地资源的利用配置上起决定作用，我参与了筹备工作。1988年，上海在内地第一次面向全球进行土地使用权公开招标，我参与了招标工作，还有相关的住房制度改革。

作为一个学土地经济、土地管理的专业人士，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过来深圳还有广东以及内地其他地方，发挥自己所学所长贡献点力量，我感到非常光荣，也很高兴看到今天的成果。

您参与的这些改革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启动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让土地可以在市场里有偿出让，不仅是发展房地产业，也不仅是为国家、地方政府带来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是使得土地尤其是城市土地这种宝贵资源能够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配置，做到“地尽其利”。

今天中国内地老百姓的住房拥有率比香港高，排在世界前列，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们解决了好几亿人口在城市里的住房，它们成为大多数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资产，这也是改革开放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

但是也要看到，这些年来房地产市场制度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改革永无止境这句话，在住房制度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这两大范畴很适用。

现在我经常跑南沙，但我在南沙乃至中国内地都没有任何房子、土地，也没有任何的公司与股票，我也不当一些上市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因为我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这两项事业上，很持平、客观地出点力。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您做了哪些工作？

我现在做的工作主要是为了推动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广东9个城市之间的融合。过去两三年，我在南沙做的工作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帮广州南沙区成立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政府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咨询香港专家的意见，促进粤港合作。

第二个是助推了港科大（广州）在南沙落地。我经常到处呼吁，要高度重视港科大落地南沙，也帮手促成了数据在粤港之间的跨境流动和香港教职人员的税率问题的解决，后来南沙有了“港人港税”的政策。

第三个就是解决了他们孩子的上学问题。港科大的教授过来南沙，但在内地没有非营利性的港澳子弟学校。我牵头创办了广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学校，几乎是把一所水平比较高的香港学校搬到了南沙。

今年中央出台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您在河套平台的建设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在深圳河以南的0.87平方公里的一块土地，我们称为河套地区。之前这块地产权一直没有明确归属，闲置了20年。2016年底，我和深圳方面达成协议，2017年1月，香港和深圳签了协议，共同开发共同使用。

之后深圳在深圳河另一边也规划了3平方公里的区域，河套创新区域有了4平方公里。现在中央发了通知，给了深圳一些新的政策，我们一定要用好，让这两片区域的发展做好配合。

我们要成为现代化强国，离不开科技创新，香港的发展也需要科技创新。香港和内地尤其是和深圳，在科技创新上的互补性非常强。河套平台是世界上已知的创新科技平台中最大、最重要的。把这个平台规划好、建设好，科技创新成果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都能发挥重大作用。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的意义何在？

粤港澳大湾区融合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对广东和香港都是如此。但融合过程中，必须要有改革加开放的意识。这不仅是说给广东的，也是说给香港的。

香港原本有100万名制造业员工，改革开放后，一条生产线、一个工厂地往深圳、东莞等地转移。到今天香港几乎没有工厂工人，几乎是全服务型的经济体，实现了成功转型，GDP高了，每个人的收入都比当年高。

现在香港跟内地包括深圳仍在不断分工，香港把腾出来的、剩下来的生产力转向新的高产值的产业，这是发展的不二法门。接下来还会有这种情况，香港的某些经济活动也要通过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在哪些关键领域还需要深层次改革开放？

比如贸易体系。我们现在贸易主要是做进出口，贸易服务比较少。中国是产茶大国，种茶、制茶质量很高，但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茶叶品牌，很多地方包括我住的宾馆用的都是英国茶包。茶叶是我们的，茶包和牌子是他们的，谁赚钱多？恐怕不是我们的农民和工人。葡萄酒也有类似的情况。

再就是第三产业，比如航运服务业。内地的航运中心都是依托港口城市，但世界上最成功、产值最高的国际航运中心是没有港口的，它就是伦敦，是国际上船舶买卖、助理融资、注册登记、海事法律服务等最大的中心。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方向，香港可以帮手。

所以下一步的改革，就必须在经济体系里找准贸易服务、航运服务的短板，通过改革把短板补齐。很多改革开放的工作，包括通过某些开放措施来倒逼改革，取得改革成效，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您强调要用好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应该如何用好？

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是一个行为上的概念，一手拉着内地，一手拉着国外。比如贸易，香港卖的东西不是港人生产，买的东西不完全是港人所需，但香港是全世界最成功的一个国际贸易体。高质量发展要用好香港去做好国际贸易。

香港是完全开放的，同时经济发展得不错，经济活动的效率也很高。内地可以在国际贸易规则、金融服务等方面学习香港，制度、规则、市场等也可以通过香港去做好。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南沙方案”是“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方案，要强调“面向世界”。

香港的这些服务产业在全国范围内是基础最好的，所以香港必须帮助内地。我最近又成为44年前成立的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长，还拉了一些新的专业人士做理事。他们不是传统的律师、会计师，而是来自贸易服务、品牌、物流等领域，正是现在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新专业。

您对香港的青年有什么期望？

有的香港大学生把自己困在香港，学有所成之后没有学以致用，造成学与用之间严重错配的问题，我们必须重视。

例如，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有很好的机械工程、航天航空工程的学科，同学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毕业后过来南沙的中科宇航火箭生产基地，投身国家航天事业？香港的青年人愿意不愿意跨过深圳河，到祖国内地发展事业，追求人生理想？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现在香港与南沙庆盛站之间开通了高铁，可以早出晚归一来一回。开通那天我就组织了30多个中学校长来南沙走了一天，希望他们以后能安排学生当天来回看南沙。今天的中学生就是明天的大学生，希望更多的中学生能够过来内地看看。我经常到内地很多企业敲门，请求这些企业开门，我组织一些学生过来看看，这里可能就是他们事业的未来。